东南亚航空市场一反常态出现颓势的启示

从6000点开始持续7年的漫漫熊市，给了投资者一个更大的教育。

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针对中国目前前的创新现状，应该尽快出台对P2P的有关监管规定，时间不等人，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不能再容忍几亿、几十亿元资金跑路的现象，屡次反复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

互联网的发展无非是用更先进、更便捷的网络技术加快了这个过程，最终目的仍然在于突破金融管制，扩大金融利润，为此，或者是追求资金价格的决定功能，或者是追求扩大经营范围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家的上进心、成就感，激情、毅力、智慧、灵感甚至是创新方面的野心。也不敢比较，甘愿做群众的尾巴，做市场的尾巴。互联网金融本质是金融，是金融就要遵守金融规律，金融运行中就要有金融监管，这是我讲的第三点评价。2003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中国今后的金融创新活动，尽管可能会使人眼花缭乱，但是探求其本质动力是什么？肯定是为了突破两大管制，一是利率管制，二是分业管制。

但是，持这种想法的面对现在这样一种状态，后果是什么？我看没想好，没想全，就想倒逼，就想通过倒逼来推动金融改革。当然是指业务，了解他们是怎么玩的。这种风险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其不仅导致我们培养出来的法科学生对中国的历史与传统一知半解而以西式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来套用中国的现实，从而使人们出现一种中国式的焦虑心态，而且使我们的研究陷入一种盲从危机。

二是对金融机构的机会冒险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切实保障中小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防止金融产品销售或服务提供出现循环的断裂。与其说这只是一种认识上的差别，倒不如说它更多地表明了学者们认识上的不同，如除了上述四种类型之外，也有学者认为，根据监管主体的法律性质即法律规定的监管职能由谁行使，金融监管体制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由中央银行行使监管职能、由财政部实施监管职能或由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实施监管职能。这两种反向性的路线决定了欧美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权力的收缩，是从市场走向适度的计划，是大量的私法公法化，而基于我国的实情，我们的改革是强调权力对权力的制衡，是权利对权力的相克，是从计划更多地走向市场。【参考文献】 {1}约翰·密尔.论自由[M].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3-20. {2}莫里斯·博恩斯坦.比较经济体制[M].王铁生，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6. {3}Robert C. Merton.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Financial Management， 1995（6）：23-41. {4}林欣.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进研究—兼论次贷危机对其影响[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4）：12-17. {5}张忠军.金融监管法论—以银行法为中心的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04-105.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王哲，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7 {7}李文泓.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逆周期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25. {8}博登海默.法理法—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31. {9}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21. {10}笛卡尔.谈淡方法[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 {11}舒国滢，等.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58. {12}时辰宙.监管套利：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挑战[J].新金融，2009，（7）：11-15. {13}Montesquien. The Spirit of Laws[M].trans. by Thomas Nugent. Hafri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6:293-294. {14}樊体宁.美国三权分立漫议[J].世界知识，1989，（5）：18-20. {15}伍俊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范式转换[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60-67. {16}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1. {17}廖岷.从美国次贷危机反思现代金融监管[J].国际经济评论，2008，（4）：38-41. {18}李树生，等.从美国次贷危机看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辩证关系[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7）：34-37. {19}张晓朴.金融监管体制选择：国际比较、良好原则与借鉴[J].国际金融研究，2012（9）：79-87. {20}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7. {2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 {22}Richard Groshut. The Free Scientific Search of Franceois Geny[J].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1972，（17）：415-416. {23}吴风云.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的悖论：金融监管组织结构理论初探[J].金融研究，2002，（9）：80-87. {24}曹凤岐.改革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J].北京大学学报，2009，（4）：57-66. {25}李成.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1）：21-26. {26}杨席.西方金融监管体制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2）：27-40. {27}刘志洋.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安排的国际实践[J].国际金融研究，2012，（8）：77-84. {28}肖扬清.功能性监管：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最佳选择[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3）：5-8. {29}闫海.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体系立法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2010，（6）：111-116. {30}休谟.人性的高贵与卑劣[M].杨适，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1. {31}陈斌.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J].法商研究，2010，（3）：141-147. {32}苏新茗.全球金融危机与金融监改革：解决之道[J].国际金融研究，2010，（1）：74-80. {33}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59. {34}钱弘道.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J].法学研究，2002，（4）：3-16. {35}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J].Harvard Law Review，1897，（10）：469. 进入专题： 后危机时代 金融监管体制 权力配置 。

法律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脚踏实地的法律才是最真实的法律。在体制创新参照的对象上，我们只能以自己的过去为参照，而不能将西方的模式不加分辨地全部移植。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是在和自己的过去作比，不是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对原有的体制进行温和式的改良，而是进行大跃进式的废旧立新，这无疑背于法律的妥协性、稳定性的内在要求。如果一国将本国的金融立法创新惟它国马首是瞻，那么无论该国如何努力，也总是追赶不上它国法律因时而变的步伐，而使其法律的发展处于不正常的被动应付之态。  四、余论 立于纯理论的角度，关于分立型与统一型的监管体制存废之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每一种模式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具有各自不分高下的比较优势。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综合金融管理，负责统一制订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规划，通盘考虑和制定金融法律、法规，……统一调动监管资源。

在国际监管合作仅限于君子式协作的背景下，监管与创新的反差、现代科技对创新的推动使得监管套利的环境并没有被恶化，相反，套利具有更广泛的技术与国际舞台。{16}因此，一个明智的取舍在于，只有当事实很明显地证明市场解决手段确实比公共干预解决手段代价更高时，才选择国家。1997年5月，英国成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监管局。{10}实际上，除上述之外，无论对金融监管体制从哪个角度进行分类，都逃脱不了金融监管权力在宏观组织上或分立或统一的巢臼。

这种霸气的措辞是否真正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如此呢？对此，笔者深不以为然，因为观点的正确与错误从来就不是由赞成人数的多少来决定的，也不是由权威来树立，其准确性与否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三是确立有效的监管监督机制。

在有效金融监管系统的构架中，金融监管体制属于顶层设计问题，特指金融监管职责和权力分配的方式、组织结构，主要包括由谁来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依据何种方式进行监管、由谁来对监管效果负责和如何承担责任等问题。在客观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本就是一个具有同向性的利益共同体，存在着一个非阳光化的养与被养关系，除公共财政支持之外，为了在任期内外更多地获取被监管者的利益支持，被监管者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都会面临一个被收买的风险，从而滋生监管俘获的道德问题。

在学理研究中，金融监管体制是一个仁者见仁与智者见智的问题。  三、中国的改革之路何在：一个分与合的问题 （一）观点清理与认识 在论证之前，笔者认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言必称欧美，在研究的范式方面，雷同地表现为欧美如何改革→中国存在的问题分析一完善建议的工序。如此之论，并不是表明中国的金融法治只能坐井观天，只能固守当下的分立模式，而是想说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必须考虑国情、民情与法情，必须走一条不失本我的发展路线。在自省与检讨中，政治社会并没有对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进行严厉的追责，相反，在宏观审慎监管的新思维下，作为作恶者的权力光明正大地得到进一步的扩张。无论是在分立模式还是在统一模式下，为了保证监管效率，监管者无不集定规权与执法权等于一身。对于欧美等主流金融发达国家而言，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其以前体制内生缺陷的自我修复与弥补，其改与不改的参照物是自己，而非其他。

在诸多研究中，经济学者认为，在一些金融业不发达的国家，通常实行的是统一监管的模式，在一些地域面积较小的国家也通常采用统一的监管模式。可以说，在后危机时代，英、美等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再造及其监管权力高密度的回缩，就是金融自由化风潮下这一思想的继受与发扬光大。

分业监管模式的最大优势就是不同机构之间的职责径渭分明、监管有专攻。是故，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在为金融监管体制进行论战时，倒不如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国家金融监管权力如何分切的问题。

在表面上看，监管规范效应问题能创造一种节约监管成本的预期，但是像垄断产生垄断性利润一样，监管权力的垄断也会产生垄断性的监管成本与监管过度饱和问题，从而最终使监管结果与目标相距甚远。从上述的思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一个国家的实践来说，统一型监管体制与分业监管体制本身并没有表现为绝对的孰优孰劣，而只存在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

在观点阐述上，许多人还用了必须、有必要、应当之类的强势措辞，来强调其结论的正确性与不可挑战性。{18}没有对监管套利、监管疏漏等问题慎思明辩而将其视为金融监管权力高度融合的原罪，在笔者看来，这无疑是对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一种不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狡辩。基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走改良路线的定位，针对当下存在的问题，我国可以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强化监管合作机制。【关键字】后危机时代。

若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出于一时的激情或恐惧，在政治权威的造势下，我们将宏观审慎监管及其语境下的统一型监管体制视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目标的圭桌，这就是一种断章取义、一种莽撞的武断、一种压服下的暴力。澳联邦监管委员会主要承担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工作。

{25}诸多国家为了适应金融创新与科技进步的要求，纷纷改革其原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德国的金融监管模式，采用统一监管体制，即另设一个金融监管局，负责我国整个金融业务的监管，将现在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设为金融监管局的下设机构，分别执行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工作。市场经济最大的特色就在于自由与社会分工，在于使每个社会主体都能有其位、尽其份，而分业监管体制所展现出的机构分工明确与权责分明恰好与市场经济的精髓不谋而合。

那么，值得考究的是，破旧立新的统一型体制就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吗？答案则不尽然。如果在强调效率与监管独立的影响下，统一的监管机构集定规独立、执法独立、预算独立、机构独立于一身，在对这种权力缺乏有效反制的情况下，一个可以预见的后果很有可能就是金融市场内在的运行秩序被打破而紊乱，金融机构守法成本增加，金融创新力受到严重抑制，从而最终导致金融秩序与安全再次滑向危险的边缘，这不由自主地给人一种矫枉过正之嫌。

澳财政部则负责对支付系统委员会、审慎监管署、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等机构主要官员的任命，并协助其他机构来推动相关监管政策的实施。{7}在后危机时代，与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权力结构重组相呼应，学界也从体制上抛出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在另一方面，为了预防监守自盗与监管俘获现象的发生，我国必须借助严刑峻法来使潜在的不合作者知有所禁而不敢犯。[3]在学者的著述中，人们惯于用宏观调控，但是笔者更倾向于用没有经过包装粉饰的宏观计划，因为在事实度上，调控更多地表现为人们主观地按照自己对经济形势与秩序的判断来对经济行为进行调整。

{9}492统一型监管体制表明了人类对金融安全计划的抱负，但是迄今为止，这种计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在面对金融演进的规律与制度化之间的矛盾时，保持一些冷静与谦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务实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只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查明统一监管体制的是与非，就可以达到洞明分业监管体制利弊的效果。

然而，研究结论却具有高度的倾向性，即主流的研究者多认为我国也应踏上一条统一化的改革之路。如果金融危机异化为一种政治上借力打力的工具或手段，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的意义就被扭曲，人类对金融系统安全性的渴望也只能是画饼充饥。

对此，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持有第三条道路既拒绝国家社会主义，也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9}事实上，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监管权力收缩与重组的结果就是公权力借危机之势不露痕迹地扩张以及对应的私权压缩，然而，对金融监管体制只作形式上的探讨及过分缠绕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无益于制度风险的发现。